贪贿犯罪量刑公正难题之破解
基于100例贪污受贿案件刑事判决文本的实证分析
张兆松;余水星
2018/11/6 11:06:36 点击率[2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犯罪学
    【出处】原载《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贪贿犯罪量刑公正与否是检验和评价我国司法公正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对100份贪贿犯罪判决文书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我国贪贿犯罪量刑存在轻刑化现象严重、量刑失衡问题突出、财产刑使用标准不统一、量刑情节适用不当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司法人员误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法官自由裁量权使用不当等。基于此,司法人员应当坚持从严反腐理念;对从宽量刑情节严格依法认定,从严控制缓刑、免刑适用;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贪污受贿罪量刑指导意见,出台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案例。
    【中文关键字】贪贿犯罪;量刑失衡;量刑公正;量刑情节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反腐,“老虎”和“苍蛹”频繁落马,我国反腐斗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了适应反腐败的需要,推进法治反腐,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对贪贿犯罪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贪贿犯罪的力度,严密了贪贿犯罪的制度之网。为了更好地指导司法机关对贪贿犯罪的定罪与量刑,2016年4月18日,“两高”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贪贿犯罪的数额标准,详化了量刑情节的类别,将《刑(九)》内容在实践中的理解、把握与适用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虽然《刑(九)》及《解释》对贪贿犯罪适用的标准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但从目前贪贿犯罪的司法实践中来看,仍有不尽完善之处,特别是量刑方面,问题尤为突出。本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北大法宝中随机抽取的100例贪污受贿案件刑事判决文本进行统计分析,从判决文本的对比中发现贪贿犯罪量刑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量刑失衡的原因,进而提出实现贪贿犯罪量刑公正的路径选择。
     
      二、贪贿犯罪量刑不公的主要表现
     
      量刑,又称刑罚裁量,是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的活动,是指根据刑法规定,在认定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笔者通过这100例贪贿犯罪案件分析,发现目前贪贿犯罪的量刑存在以下问题:
     
      (一)轻刑化现象更加严重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直存在着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1]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2]最高司法机关为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不少规定(如 “两高”1996年6月26日颁布《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2009年3月19日颁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检2011年1月1日试行《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两高”2012年8月8日颁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但问题仍然比较严重。[3]《刑九》的出台,使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充满期待。遗憾的是,实证表明,轻刑化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严重。
     
      《解释》大幅度提高了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将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由原来的一般是5千元、5万元和10万元提高到3万元、20万元和300万元)。通过对比《刑九》出台前后贪贿犯罪量刑情况(表一、表二)可知,在涉案金额、量刑情节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下,《刑九》出台后贪贿犯罪量刑轻刑化更加严重。如:表一中案号为(2014)庐刑初字第00437号的被告人受贿金额为14.1万元,表二中案号(2017)沪0105刑初222号的被告人金额为16.49万元,两案中被告人均认罪,且都具有都具有自首、退赃的量刑情节,但前者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后者仅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表一:《刑九》出台前贪贿犯罪量刑情况(华东地区,此处案例是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的时间限制下,在北大法宝上随机抽选的10份华东地区贪贿犯罪判决文本)

     
      表二:《刑九》出台后贪贿犯罪量刑情况(华东地区)


     
      此外,缓刑适用率仍然偏高。在本次的100例刑事判决文本中,宣告缓刑的25例,宣告免于刑事处罚的7例,共占判决文本的32%。其中犯罪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适用缓刑的刑事判决文本有22份,其中10份判决文书中显示被告人并没有法定减轻情节。这种情形在《解释》颁布之前一般是难以适用缓刑的。
     
      (二)量刑不均衡现象严重
     
      量刑不均衡,是违背“同案同判”原则的量刑现象。贪贿犯罪量刑不均衡现象直接影响了反腐败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动摇了广大民众对于贪贿犯罪量刑公正的期待。当前,贪贿犯罪量刑不均衡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刑罚处罚与罪责不相当和同案不同判。
     
      1.罪责刑不相当。罪责刑相一致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要求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当。犯罪数额是贪贿犯罪量刑的基本要素和核心情节。通过归纳100例贪贿案件中涉案数额所对应的自由刑发现,量刑结果为3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其涉案金额分别为12万元、50万元、112万元;量刑结果为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其涉案金额分别有29万元、206万元、208万元;量刑结果为9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其涉案金额分别为305万元、374万元、1249万元;量刑结果为11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其涉案金额分别为623万元、1017万元、1490万元。即使其他量刑情节相同,犯罪数额更高的犯罪人的刑罚量可能比犯罪数额更低的犯罪人更轻,如涉案金额为1249万元的被告人(被告人朱先良,原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常委、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党工委书记、钱江世纪城指挥部总指挥。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刑初145号)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而涉案金额为623万元的被告人(被告人高雪峰,原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刑初72号)却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2.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判现象不仅出现在不同地域,即使是同一地域的也存在悬殊。(1)同一地区的同案不同判(本文将全国划分为5个大的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连、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青岛;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深圳;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在同一地区,犯罪数额相同或相近似且情节相同,判处的刑期各不相同,有的差异较大。如江苏省唐某受贿31.15万元(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刑终257号),张某受贿35.97万元(参见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6)苏0412刑初1284号),两案均具有认罪、坦白、退赃的情节,但唐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而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在同一地区,犯罪数额相差大,在其他情节相似的情况下判处的刑期差异却小,甚至相同。如浙江省吴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参见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7)浙0382刑初809号),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参见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刑初214号),两案均具有认罪和从宽处罚情节,但两案的涉案金额却相差较大,分别为18.91万元和62.9万元。(2)地区间的同案不同判。在犯罪数额相同或相近且情节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地区法院判处的刑期各不相同,有的差异较大。如湖南省常德市李某涉案金额为3.74万元(参见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7]湘0702刑初118号),甘肃省甘谷县移某涉案金额为3.75万元(参见甘肃省甘谷县人民法院[2017]甘0523刑初83号),两案均具有认罪、坦白、退赃情节,但却分别被判处1年6个月和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在犯罪数额相差大而其他情节相似的情况下,不同地区法院判处的刑期差异却小,甚至相同。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周某(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0721刑初49号)和重庆市蒋某(参见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2016]渝0228刑初314号)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且两案均具有认罪、自首、退赃情节,但两案的涉案金额却相差较大,周某的涉案金额为8.11万元,蒋某的涉案金额为40万元。
     
      (三)财产刑适用标准不统一
     
      由于立法、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又缺乏财产刑量刑方法指导,财产刑适用标准不统一,相对于主刑而言,财产刑自由裁量的空间更大,适用不平衡的现象更为突出。
     
      表三:贪贿犯罪涉案金额与主刑、财产刑的关系对照

     
      财产刑适用标准不统一,即对财产刑应当如何量刑、使用何种财产刑、各个罪名的财产刑数额确定应当考虑什么因素没有统一的规定。根据《解释》第1条、第2条、第3条以及第19条规定,一般情况下,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金;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依法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依法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5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表三)。但在100份抽样判决文书中,除有9份判决书未判处任何财产刑外,有90份判决书判处罚金,而仅有1份判决书判处被告人没收个人财产,判处罚金和判处没收个人财产的适用比例差异极大。在适用罚金时,有的法院并没有严格遵循《解释》规定的罚金限额作出判决,如涉案金额在20万到300万的50份判决书中,判处罚金低于最低限额20万元的判决书有10例,占比高达20%。即便是在罚金限额内判处的,因为涉案金额与财产刑之间缺乏更细化的规定和标准,造成涉案金额相差巨大的案件却判处相同的罚金,如:案号为(2016)藏2421刑初2号的被告人涉案金额为57.9万元,案号为(2016)鄂13刑初37号的被告人涉案金额为277.28万元,两者均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量刑情节,最后均被判处40万元的罚金。
     
      (四)量刑情节适用不当
     
      量刑情节,是与犯罪人或其侵害行为紧密相关的,在定罪事实以外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与社会危害性程度,进而决定是否适用刑罚、处刑宽严程度或免除处罚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在贪贿案件中,量刑情节主要有自首、坦白、退赃、立功等从宽处罚情节,以及索贿等从重处罚情节。在司法审判中,审判人员对贪贿案件,只要有法定的从宽情节,一般都会毫不吝啬地将该情节的从宽作用最大化,而具有索贿等的从重情节,却很难对量刑产生影响。
     
      1.从宽情节使用频率畸高
     
      通过对全体判决书进行分析发现,法官共适用了14种258个量刑情节,其中从重处罚情节5种11个(图一),从轻处罚情节9种247个(图二)。而从这两个图表中可以看出,贪贿犯罪中具有的从轻处罚情节比从重处罚情节多。在从轻情节方面,涉及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有91件,其中85%的案件有部分退赃情节或者全部退赃情节;自首率和坦白率的适用均高达到40%;部分案件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坦白,但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的分别有13件和44件;立功的也有11件。而在从重处罚情节方面,法院在判决中提到从重处罚的案件仅有9件,涉及的量刑情节也只有5个种,从重情节适用次数与从轻情节适用次数相差悬殊。
     
      2.从重处罚情节对被告人刑期的影响不明显
     
      《解释》对贪污罪规定了6种从重情形,对贿赂犯罪规定了8种从重情形,但是实证表明,从重情节对贪贿犯罪影响较小,与没有从重情节的贪贿犯罪相比差别不明显。在全体样本中,仅有9份判决书里涉及“从重处罚情节”,要求从重处罚,且这9份判决书中,均包含了法定或约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即对被告人可以甚至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在这一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处的刑期都是倾向于从轻化。如:邱卫红受贿案涉案金额155.7万元(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百中刑初字第81号),吕庆丰受贿案涉案金额为157万元(参见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3刑初3号),两者具有相同的从轻处罚情节--坦白和退赃,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过后者还具有索贿情节,应当从重处罚。从理论上分析,两案受贿金额基本相同,从轻处罚情节一致,在吕庆丰还存在索贿这一从重处罚情节时,其判处的刑期应当比邱卫红要重,但最后判决结果却显示两案均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刑期相同。
     
      三、我国贪贿犯罪量刑不公的原因分析
     
      (一)司法人员误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量刑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虽然最高法在2010年2月8日下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要依法严惩,但实务中相当多的贪贿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很多司法人员对刑事政策缺乏辩证地理解,对监禁刑特有的教育、惩治功能有所忽视,对适用非监禁刑所需的社会民意基础和过多适用缓刑的社会负面效果关注不够,认为被告人在判刑后将丧失公职,没有再次犯罪的机会,故可以多判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加之我国是人情社会,“说情风”盛行、“关系网”难破,该轻的轻了,该重的却重不了。
     
      (二)对量刑情节的认定不严格
     
      在贪贿犯罪的量刑中,量刑情节不严格现象比较突出,尤其是自首和退赃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贪贿犯罪自首和退赃的从宽情节认定率非常高。例如,在抽取的100份贪污受贿判决文书中,认定为自首情节的有40件,认定退赃情节的有85件。对于自首案件,根据《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和《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的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特别自首仅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已宣判的贪贿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贪贿罪以外的罪行(他种罪行)事实。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没有自动投案的行为,只是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交代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犯罪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然而,在实践中不严格认定自首情节,通过变通为嫌疑人创造自首情节的案件却大量存在,一些没有自动投案的贪贿罪犯被认定为自首,从而适用减轻处罚。
     
      (三)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
     
      我国刑法顺应世界潮流,赋予法官在法定量刑幅度内自由裁量以确定最终刑罚轻重的权力。西方法谚:“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法官了;如果法官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法律了。”对于贪贿犯罪,《刑法》第383条、386条将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这三个性质不同、后果迥异的刑种规定在一个量刑幅度内,而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贪贿犯罪,法官可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判处刑罚。贪贿犯罪量刑空间跨度大,法官自由裁量权就大,而我国目前又缺乏专门针对贪贿犯罪的具体量刑指导意见和指导案例,《解释》也没有进一步细化量刑标准。这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难以得到应有的监督与制约。只要法官没有突破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即使出现量刑偏轻的情况,检察机关也无法对其提起有效的抗诉。
     
      四、贪贿犯罪量刑公正的实现路径
     
      量刑公正的核心要义在于:如何有效限缩司法实务中,法官多余的自由裁量权,促使法官在整个审判活动,能够自觉有序的向着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实现量刑活动的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一)正确理解和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该政策的总体要求是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多年来,党内高层针对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一直警告全党腐败会“亡党亡国”。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腐败的严重性、严峻性和危害性,告诫全党加强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并把反腐败斗争提到事关国家政党兴亡的战略高度。最高法在相关司法文件中明确指出要依法从严惩处贪贿犯罪。但在实践中,贪贿犯罪存在着轻刑化现象,被告人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高,已明显超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限度。对此,司法工作者应当准确分析我国当前贪贿犯罪的态势,正确理解和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贪赂犯罪定罪处罚时,尤其是在适用缓刑、免刑等时,应该严把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关,以保证贪贿犯罪量刑公正,实现贪贿犯罪的“零容忍”。
     
      (二)严格依法认定贪贿犯罪的量刑情节
     
      “《刑法修正案(九)》立足于我国对贪污罪受贿罪科学治理的实际需要,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确立了‘概括数额+情节’的二元化标准。”[4]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更应该重视情节在量刑中的作用。首先,严格认定从宽的量刑情节。如对于自首,如果行为人是在被采取调查措施期间,交代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贪贿犯罪事实的,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自首情节。再如立功也要严格把握,对一些原本从事司法工作或者行政执法工作的行为人,凭借在日常工作中掌握的他人犯罪的事实,在自身犯罪以后,将这些信息作为自己立功的材料予以举报的,不应认定为立功。对于退赃,要注意其与追赃的区别,不能把司法机关通过司法手段追回的赃款视为退赃。另外,自首、一般立功是“可以型”从轻处罚情节的,不能将其视为“应当型”从轻处罚情节。其次,增设从重量刑情节。《解释》对贿赂犯罪列举的8种从重情节中,除了索贿情节较为常见以外,其他7种情节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少。在这100份判决文本中,只有9份判决书涉及从重处罚,其中具有索贿情节的案件有5例。因此,应当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增设从重情节的类型,在量刑中增加更多可以体现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情节。如对目前尚未规定的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时徇私枉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等体现主观恶性的情节,可以列入从重情节之中。再如对于涉及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贪贿犯罪,也可以将情节类型化,纳入从重情节的范畴,以增加从重情节的辐射面。
     
      (三)严格控制贪贿犯罪缓刑、免刑的适用
     
      为了控制贪贿犯罪缓刑、免刑适用率过高的问题,“两高”曾于2012年8月8日颁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第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犯罪分子,一般不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一)不如实供述罪行的;(二)不予退缴赃款赃物或者将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三)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的;(四)犯有数个职务犯罪依法实行并罚或者以一罪处理的;(五)曾因职务违纪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分的;(六)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等特定款物的;(七)受贿犯罪中具有索贿情节的;(八)渎职犯罪中徇私舞弊情节或者滥用职权情节恶劣的;(九)其他不应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随着《刑九》的颁布,该《意见》已失去法律效力。为了防止对贪贿犯罪分子滥用缓刑、免刑,“两高”应抓紧对《意见》进行修改,出台新的严格适用缓刑、免刑的司法解释。
     
      (四)尽快出台统一的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意见
     
      量刑规范化是中央确定的重点司法改革项目,同时也是人民法院改革的重要内容。2010年9月,最高法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从10月1日起,量刑规范化工作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2013年12月23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从2014年1月1日在全国法院全面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2017年最高法又决定从4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从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但上述文件中,均缺乏贪贿犯罪案件的量刑指导意见。由于缺乏统一的量刑参照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加快对贪贿犯罪的基准刑、各种量刑情节综合评价的“制度化”,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法官量刑中的“恣意性”就显得尤为迫切。
     
      (五)适时颁布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案例
     
      在我国司法案例虽然不具有英美法“遵循先例”的功能,但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能发挥明确、细化法律、司法解释的作用。2010年最高法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正式确立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既可以作为裁判说理依据引用,也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引用。”[5]截止到2018年5月,最高法已连续发布了17批共计92个指导性案例,其中民事案例62个,刑事案例有12个,行政案例15个。但在刑事案例中涉及到贪贿犯罪的案例仅2个,而且仅涉及定罪问题,没有涉及量刑的。基于我国贪贿犯罪量刑的现状,最高法应陆续颁布贪贿犯罪量刑指导案例,为各地司法机关提供典型的量刑指导案例,实现“同案同判”。
     
      五、结语
     
      贪贿犯罪量刑公正事关我国反腐败大业和刑罚目的的实现。量刑公正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立法、司法共同努力。《刑九》已对贪贿犯罪作了比较系统的修改,近年立法机关不太可能启动对贪贿犯罪的再修改,这就要求最高司法机关正视目前贪贿犯罪中存在的量刑失衡、轻刑化等问题。据悉,最高法已将制定新的贪贿犯罪司法解释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希望在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将统一量刑标准、严格认定量刑情节、严格控制缓刑、免刑适用等方面作出规定。同时尽快出台量刑指导意见和量刑指导案例,以期更好地惩治贪贿犯罪,提升司法反腐的效果和权威性。

    【作者简介】
    张兆松,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王治国。职务犯罪轻刑化倾向必须引起重视[N].检察日报,2006-07-25(5)。
    [2]徐日丹。最高检规定解决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偏多问题[N].检察日报,2010-11-19(1)。
    [3]田立文。职务犯罪量刑轻缓化分析探讨[J].河南社会科学,2010(10);16-19;李琴,王小光。职务犯罪量刑轻缓化的实证分析-基于24个地区34家法院210份判决书样本的考察[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4):120-126.
    [4]赵秉志。中国刑法的最新修正[J].法治研究,2015(6):5-19。
    [5]胡云腾。关于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几个问题[N].人民法院报,2018-0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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