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2018/11/8 10:22:00 点击率[17]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公民权利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进步与否的重要因素,对于促进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历史沿革及界定,针对我国公民自由权的现状,提出进一步完善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措施,从而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中文关键字】言论自由权;公民权利;法制意识
    【全文】

      言论自由权利作为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本应至少在宪法文本中有丰富而全面的解释,但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的言论自由权也仅仅是停留在宪法 35 条的区区25 个字。因此为推动国家法治建设,我们有必要厘清公民言论自由权行使的界限与相对应的权利保障等问题。
     
      一、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历史沿革
     
      “言论自由”一词最早是我国在清末西学东渐时期由国外传来的舶来品,但是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对于言论自由的历史变迁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议。然而不可争议的是“言论自由”作为早已在我国历代历朝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了。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发生在郑国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对我国现阶段的言论自由权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春秋之后的秦始皇和汉桓帝因为分别大搞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以及文化禁锢而被历代史学家列为是暴君;在明朝和清朝时,也搞文字狱,这也是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曾出现的历史污点。[1]一个处于历史周期中的王朝,其言论自由是由传统文化的渲染力、人与人之间相互舆论监督所建立起来的一堵可以被道德所左右的权利城墙,没有稳定制度的保障其可能就会是今朝建立今夕就会被推翻。[2]
     
      当一个朝代的言论空间里被诸多假大空和夸夸其谈的风气所充斥时,这个王朝即离走向衰亡不远了。纵观历史上的这些事实我们不难发现: 在有些该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并没有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在一些不该有虚假言论的地方却存在着大量的阿谀奉承,轻则导致社会动荡重则是国家走向灭亡。
     
      二、言论自由权的界定
     
      古人云:“人之为人者,言也”,言论自由权是人权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言论自由权的提出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对于言论自由权概念、内涵却是观点不一,众说纷纭。“言论”一词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为“关于政治或一般公共事务的议论”,“言论”往往又是通过语言和文字表现出来。“言论自由”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说仅指以口语表达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其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每个公民都有其发言权,且每个人的发言权都应是平等的且不受非法干涉的。第二,“法律在对言论自由的范围做出限制,”广义说认为言论自由涉及范围更广,包括语言文字形式、书面形式、艺术形式和一些现代传播媒介形式,如广播、电视等。[3]因此,言论自由权就是指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公民可以通过口头形式,书面形式以及一些其他形式进行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权利。[4]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言论自由权中还包括公民获取信息自由以及包括公民不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权利,当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言论自由权所要保护的内容也就更加难以界定。
     
      三、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的现状
     
      (一)我国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内容不明晰
     
      目前我国形成了《宪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来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体系,但我国《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相对薄弱,没有明确的规定言论自由的范围、行使方式、保护方式。对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第 35 条,但《宪法》第35条是多项公民的自由权利并列组合而成的,对言论自由权的规定缺乏明确性。在现行的社会制度下,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与保障方式也需要通过普通法律加以具体规定。“在权利的保护程度和范围上,我国宪法没有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般针对不同自由的特性规定不同的限制内容”。[5]而且在我国宪法中没有规定外国人在我国行使言论自由的界限,这也反映我国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保护的局限性。
     
      (二)严格的文化审查机制严重窒息了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
     
      对政治性言论的过度审查,对有关公共道德、娱乐性言论过度放开,形成了文化审查的“二元结构”,加上市场经济中重利轻义的资本逻辑,导致一些公司、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尤其是主流新闻媒体信奉利益至上、吸引力之上,对有关公共道德、娱乐性言论的报道失实、夸大,对有关政治性言论鸦雀无声或者千篇一律,不能实事求是地引导公众理性。[6]一些社会组织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公开叫卖各地车主、银行用户甚至是股民的个人信息,只要交钱,一些具有色情、暴力甚至纳粹性质的信息都可以被媒体发表,误导社会风气和善良风俗,加剧社会对立和冲突。
     
      (三)公民对言论自由权重视不够,少有抗争
     
      在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我国既缺乏民主传统又缺乏现代法治意识。公民独立性不强,权利义务对等意识淡薄。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比较少。[7]
     
      首先,由于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宗法等级社会,强调的是“忠孝两全”,个人对集体的服从,个人很少有现代公民的独立身份。遇到问题不能独立思考,缺乏主见,人云亦云,一味跟风,随大流。
     
      其次,传统的法律多为义务性规范,人们常常把“法”同“刑”等同起来,认为法律是一种工具,对法具有一种畏惧、排斥的心理,权利观念十分淡薄,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服从,对自己的合法权利被侵犯也只是自认倒霉,少有抗争。
     
      四、完善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措施
     
      (一)完善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规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内涵不断丰富,所以宪法需要进一步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方式、范围、保护方式做出明确的界定,从我国实际出发并合理的借鉴其他国家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规定,从而对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方式、范围等方面加以完善,对公民言论权限制的范围应规定在最小的范围内,增加某些基本原则用以平衡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与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其他基本权利,从而防止对公民权利的过度束缚。完善立法的同时,建立稳定的保障方式促进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
     
      (二)把握文化审查的限度
     
      切实保障新闻和出版自由,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社会资讯发达,媒体成了社会生活最敏锐的“侦察者”,充当着公众了解社会百态的“眼睛”,是社会舆论的“扩音器”。[8]人们通过媒体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可以为公众以及政府争取最佳解决时间,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但同时也极易以点概面、夸大事实。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有选择性的进行报道,大肆宣传负面信息,对社会心态产生恶劣影响。因此,在信息化时代,媒体的导向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在事关主流意识形态,事关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重要方面,政府需要引导其向着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在公民的隐私权、社会公共利益和新闻言论自由之间,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利益标准。我们不能一味地为保护某些权利就事先限制新闻、出版自由,但也不应该完全倾斜于新闻、出版自由而任意践踏公民、社会的其它权益。
     
      习近平同志指出:做好社会舆论引导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社会就像一辆列车,“负能量”犹如劣质汽油,会对列车产生伤害,甚至引发故障。只有不断灌注“正能量”,列车才能平稳、顺利、安全地驶向目的地。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社会组织尤其是主流新闻媒体应担当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积极传递“正能量”,消解社会“负能量”,让人对社会重新燃起信心,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坚冰,以建构社会信任体系。[9]新闻媒体应坚持诚信原则,实事求是,客观报道,引导公众理性地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对于现存的社会问题,不能总是冷嘲热讽、幸灾乐祸,一味抱怨谩骂、诅咒牢骚,而应多一些理性,多一些思考,多一份责任,多一则建设性的意见。政府对媒体进行限制时,也应考虑公共利益损害的大小、概率和紧迫性,区分公共利益与政府私利,区分公共场合与私下场合,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不能为了管制而管制,也不是为了道德正确而管制,是为了避免伤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三)加强公民法制意识
     
      政治文明的进步离不幵一种宽松的舆论环境,离不幵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要想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得到最好的保障,就必须加强公民自身的力量,必须从思想观念入手。因为一切行为都是观念的外化。人既是思想人,又是行为人。人的认识过程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对事物认识了,了解了,一个人才能发自内心地对其认同、固守,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才能真正做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才会将其放在心里而永不忘记。
     
      固然,法律不能不健全,但令人主观上不去犯法的却不是法律,而是人们的敬畏之心。如果等到有了纷争再去解决,则为时已晚,就像摔碎的玉石,无论再怎么粘合在一起,也还是有裂痕的,因此,先从思想观念上使人相信法律,相信自由,才是上策;防患于未然,则是中策;纠纷已经发生,损失已经造成再去处理,则是下策。[10]汉密尔顿曾说,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在于纸面上的法律规定,而应铭刻在他们的头脑里。如前所述,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保障的障碍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淡薄,因此,政府应着重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培养公民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理念的信仰,彻底破除传统法制的影响,做一个现代人,一个世界公民。因为信仰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没有了信仰,社会就会失去方向,社会本身也就不可能稳定和长久,就像建在沙堆上的大厦一样,迟早会倒塌。
     
      言论自由是个人的内在需要,对于维护人的尊严至关重要。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一种最低的“道德”。政府应保障人的伦理独立,保障公民个人能根据自己的理性,对事物进行是非善恶的判断,并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地做出个人的行为选择,而不应过多地干涉位于法律之上的公民个人的道德自由。如果政府过多地作为,那么公民权利的末日便到来了。对于公共人物,可以适当放宽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度,将官员、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置于社会的批评监督之下,防止言论者被冠以“诽谤罪”而遭受牢狱之灾。法律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时,应考虑信息对公共交流的必要性,公共人物与普通人的区别,信息是否为合法获得,并区分名誉权的主体和言论的内容。
     
      五、结论
     
      言论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于一个矢志复兴的民主而言,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本身就是复兴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设想一下,在一个没有言论的沉默世界,社会生活,如果还存在的话,该是多么乏味、孤独、不便、可怕。言论自由不仅是个人的重要自由,还直接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基础。限制言论,人们就不敢说真话,反而会因为压力而被迫违心说谎。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摧残一个民族的人格和良知,整个社会将变得麻木不仁、玩世不恭。自由虽未必能保证诚实,却是诚实的所处;压制自由,诚实就消失了。对自由权进行法律保护是任何法治国家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郝玲丽,如皋市人民法院。
    【注释】
    [1] 谢鹏程:《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2] 石岩:《浅析我国公民言论自由权的限定》,载《法制博览》2015年第8期
    [3] 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页
    [4] 郑贤君:《基本权利原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
    [5] 吴丹:《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载《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1期
    [6] 孟庆祥:《言论自由权及其限度》,北方工业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2页
    [8] 杜承铭:《论表达自由》,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9] 陈众光:《公民权利救济论》,武汉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10]方明:《论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载《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0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北大英华
www.pkulaw.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
博聚网